完善收容教养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造

 新闻资讯     |      2020-01-15 17:47

  2018年12月,湖南12岁男孩弑母案震惊全国;2019年10月,一则“辽宁大连14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因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追究刑责被收容教养”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近年来,关于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的新闻屡现报端,从而引起公众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极大关注。因此,有学者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专业人士主张借鉴美国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认为,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理性分析,科学立法,制定分级处遇措施,才能真正预防未成年人反复犯罪或者滑向更为严重的犯罪,更为长远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联合国少年司法规则最低限度的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起点不应太低,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2007年的《〈儿童权利公约〉第10号一般性意见——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能低于12岁。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刑事法制度开始,到1979年新中国制定刑法及历次修正,逐渐形成了14周岁、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标准。这是在综合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地理气候条件、刑事政策、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违法犯罪发生发展规律,符合世界刑法发展趋势与潮流。虽然近些年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事件引发舆情,但仍然是极少数。面对极端个案,法律应当查漏补缺,找到应对特殊个案的办法,而不是去降低具有一般性标准的刑事责任年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说道。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不能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几起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就呼吁要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沐鸣平台按照这个逻辑,这次改为12岁,过几年有了更低年龄的严重暴力行为,难道法律又要进行修改吗?这样一改了之的做法简单粗暴,并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刘超颖看来,想要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修改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治本之策。

  宋英辉教授分析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扩大犯罪圈,使很大一部分的低龄未成年人受到刑事追诉,这势必会对不少家庭的稳定以及社会和谐造成极大的冲击。低龄未成年人被定罪判刑后,简单地予以监禁,会中断他们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解决不了他们心理、行为偏常问题,反而很容易形成职业犯罪或生涯犯罪,释放后重新犯罪率高,反复危害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长久隐患。

  不能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体现的是一种司法理念,就是不能把司法简化成“为社会出气的工具”,而是要试图从更宽的视角出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问题。必须承认,和过去相比,我国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对于未成年犯罪的预防来说,应该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特点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刘超颖检察官一开口就没有迎合惩罚一元论,而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特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可塑性,对少年犯应区别于成年犯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惩罚措施,以达到矫治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的目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法官王建平分析说。

  关于这个论点,宋英辉教授也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告诉记者,根据脑认知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的大脑处于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黄金时期,大脑功能与结构受到外界干预和环境影响而呈现不同走势。一方面,惩罚与监禁会阻碍大脑的重塑,造成终身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极易形成犯罪人格甚至反社会人格;另一方面,矫正与康复会给大脑带来积极的刺激,促进其亲社会行为。正所谓“多建一所学校,就会少建一所监狱”。相对于成年人,低龄未成年人不仅有潜力、有空间能被教育改造好,而且成效也相当显著。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从长远看,就等于“花钱制造更大的罪犯”,即在未成年人最有可能成功被矫治的时期,放弃他们,待出狱后继续危害社会。

  在采访时,王建平法官介绍说,正是由于未成年人所具有的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目前我们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挽救而非惩罚,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立法目的的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理念有着很大程度的差异。这需要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以挽救为价值取向的司法理念下,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家学者给出了建议。

  “治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需要标本兼治。”宋英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标”,指的是科学处置低龄未成年严重暴力事件,围绕解决两个核心问题要有明确有效的措施,第一是如何处遇加害人,第二是如何保护被害人。所谓“本”,就是要设置早期干预和预防体系,尽最大可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者轻微阶段,避免发生严重暴力行为。在宋英辉看来,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标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和欠缺。发生有关事件后,由于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处理此类事件的专业警务人员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多是被动应对,经自媒体传播,引发舆情,受到公众质疑。

  对此,宋英辉提出,治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问题亟需修订相关法律,首先应当完善低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强制矫正)制度。目前,我国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缺乏具体适用的程序和执行场所,亟需完善。鉴于“收容教养”一词极容易与劳动教养、收容教育等混淆,沐鸣平台容易引起误解,可以考虑将名称改为“强制教养”或“强制矫正”等。他认为,值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是完善这项制度的好时机,也是快速回应民众关切的重要契机。建议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中增加一章,参照强制医疗制度,对收容教养(强制矫正)进行司法化改造。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宋英辉提出建议,设立并培训专业的少年司法警务人员,使其掌握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所在,及时回应被害人一方的需求和社会关切,完善对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保护,避免二次伤害,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应急救援、司法救助等综合保护,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供服务和救助。建立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就犯罪行为的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

  其三,“建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早期干预制度。预防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需要一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分级处遇措施,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不予刑事处罚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治。”宋英辉进一步说,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社会化处遇措施、半社会化半机构化处遇措施、机构化处遇措施,管束和干预强度不断递进,满足、覆盖不同未成年人的矫治需求,三类缺一不可。第一层级是对不良行为干预,以家庭监护和学校管教为主;第二层级,沐鸣平台对严重不良行为矫治,建议设置多元的教育矫治措施,比如责令遵守特定行为,不得实施特定行为、与特定人员交往或者出入特定场所,责令接受心理辅导、矫治或者其他治疗,责令接受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机构的观护帮教,等等;必要时,经过评估和充分听取相关方的意见后,由公安机关决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第三层级,对不予刑事处罚行为的矫治,根据需要适用教育矫治措施、送专门学校、予以收容教养(强制矫正)。

  同时,宋英辉认为,建立上述分级处遇体系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有能力而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和惩戒力度。

  其四,要进一步完善早期预防制度。针对目前诱发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因素,待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后,需要进一步推动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让监护人有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意识和能力。适时制定未成年人福利法,推动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解决好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流动儿童等群体的问题,补齐、补好儿童健康成长中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