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与新时代实践

 常见问题     |      2020-01-16 06:08

  中国农村改革始终围绕着不断落实和保护农民产权而进行,从实施“农民土地所有权、三级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到“三权分置”“土地确权”,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对新时代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新时代,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农村新型经济组织法律主体地位缺失等困境。为此,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入共享经济模式盘活农村空置住宅、发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减轻新型经济组织和农民税费负担、加快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顶层设计等举措深化农村产权改革,补齐农村发展短板,促进乡村振兴。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开启“强起来”新时代的关键一年。要想更好地开启“强起来”的新时代,必须补齐目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短板。目前,我国发展的短板主要在农村,而解决的出路在于建立适合农村发展、适合乡村振兴的产权制度。需要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历程以及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境进行精准分析,才能提出适合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上达到小康,开启了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发展短板和突出问题。如,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影响正在逐步消失,[1]城乡差距逐渐加大,农业农村发展缺少活力,农村空心化严重等。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破解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必须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权益和保障,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历程,提出了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对策,以期助益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

  新中国70年的历程也是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演进的历程,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来确保农民的权益,经历了由家庭联产责任制开始的萌芽阶段到规范阶段、沐鸣注册土地经营流转的试点阶段,通过实践逐步向规模化经营阶段以及农村产权确权制度改革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效捍卫农民权益,中央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时间轴上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显著特点是在曲折和探索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摸索着前进,党和政府的最终目标、最终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一是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为了捍卫农民土地权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民土地所有权。由于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中还规定农民有权对土地进行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这一法律的出台有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农民土地所有权向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转变的阶段。1954~1956年,党和政府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实施了“三大改造”,其中农业改造也是“三大改造”之一。这一阶段对农民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进行无偿入股,随后发展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三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向三级集体所有转变阶段。1957~1978年,为了有效提高农业供给水平,中央对农村土地再一次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三级集体所有改革,这一阶段即人民公社发展阶段,三级集体所有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集体所有。在这一阶段彻底消灭了农村土地私有制。

  这一阶段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是农村和农民发展动力十足的快速发展阶段,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阶段,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享受对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收益的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摆脱了大锅饭制度的束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民自己创造的伟大制度以来,农业生产力获得显著提高,有效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为城市源源不断的供应粮食等农产品提供了重要来源。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农用工业补贴取消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降低,纷纷进城务工。针对当时的现状,中央果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如鼓励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在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比较成功的有江苏苏南的乡镇企业,像红豆集团等至今仍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进一步优化了乡村所有制结构。

  这一阶段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股份制和私有制经济转变阶段。20世纪末,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效益下滑的现象,政府部门把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的因素归结为单一的集体所有制造成的经营管理者积极性不高,因此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股份式合作”。随后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些股份合作改革,1987年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家农业部1990~1994年间先后颁布了《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关于推行和完善股份合作制的通知》《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和《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这些制度的出台为乡镇企业由集体所有制向股份所有制和私有制转变指明了方向。乡镇企业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孕育而生,理应通过发展回馈当地集体和农民,但是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后,企业经营者摇身一变成为企业的老板和最大股东,集体股份比例逐渐消减,到2000年乡镇企业改革结束之后,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消失,造成了大量集体资产流失,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真正的主人农民没有共享到这些企业转制发展的成果。

  这一阶段,针对农民税负过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等,开始试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城市和工业等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农村相对落后,针对这个现实国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针对农民收入缓慢,城乡差距无论从收入上、还是从社会保障上的差距都逐渐增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提出的,国家的实力也能够承担得起为农民更多的提供补助和支持,所以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放活的原则主要是探索农村产权结构调整、扩大农民增收渠道,试点土地经营权流转等,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阶段,全面实施“农村土地确权”政策,保障农民权益,转变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激发创新新动能。2008年,针对农民积极性不高,农村集体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经营收益较低的现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管理和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并赋予了农民对土地拥有更多的权利,如享有对承包地的占有、流转和收益及担保、抵押等权利,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并获得收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深化了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和转让等举措,逐步实现了农村住房与城市住房具有同等市场功能,对于提高农村住房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文件还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提出了规范性要求。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了发展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农民意愿进行土地流转,并明确了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要想建立一种良性土地经济机制,必须对产权进行界定。[3]因此必须进行确权登记,可以提高集体土地市场价值,减少寻租空间。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发展家庭农场提出了相关规定和要求。在此后几年,中央连续以一号文件的方式对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予以强调,如201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对于集体产权贷款质押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表明,农村“集体”的阶段性演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过程,尽管产权的分离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但仍要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动摇。[4]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造成了城乡财产权的不平等,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民财富的积累和保值增值,因此必须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财产不仅包括拥有金钱类物质财富,还包括拥有房屋、土地等固定资产类物质财富,农民作为房屋等的所有人,理应具有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这些财产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土地和房屋都没有进行确权,导致农民不能像城市市民对自己的商品房一样拥有完整产权,农民财产权缺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集体土地归属和产权界定模糊,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及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集体组织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究竟何为农村集体,目前大部分农民都没有明确概念,更不用说集体的边界和成员有哪些显然更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土地的处置权出现错位,长期以来基本由村委会行使村集体的权利,导致农民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长期以来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和集体所有权界定不清,农民难以享受集体土地财产权利。尽管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已在《物权法》中得以明确,中央相关文件也进一步提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但对土地流转等的处置权仍大多掌握在村委会手中,因此农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并不能得到彰显。二是农民的住房长期处于没有产权证的状态,导致交易等受限,价值被严重低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还表现在住房产权制度方面。如,城市住宅具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证,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具有保值增值功能,农村住宅长期处于无证状态,无法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也没有法律保障。即使交易也大多基于熟人关系而进行的以彼此信任为基础的交易。而且由于农民住房没有产权证,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的欠缺,农民的集体土地和住房长期处于无法进入市场流转阶段,因此不能公开公正享受和城市土地住房一样的权利,导致农村集体财产和农民住宅等私有财产与城市财产形成天壤之别。具体表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难,无法进行畅通化的市场交易。现行法律缺少对农村建设用地的支持,农民的承包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工业服务业等的发展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农民有的在城市购买住房,造成了农村住房空置,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想把农村土地和住房流转掉卖掉,但是苦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流转而不得不闲置。

  目前,由于对集体经济管理缺位,造成农民的承包地、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等集体性质的产权收益不能为农民所有。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一是集体用地的所有权界定不清,造成政府在道路建设、绿化等占用了这些集体用地却未给予农民补偿或分享收益。二是村级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推进较难,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对这一改革积极性不高。三是集体土地流转经营的收入存在分配机制不健全的现象。流转收益比例如何确定,目前政府还没有相关规定,造成分配不均衡现象时有发生。像集体收益多少比例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等支出,多少比例分配给农民等此类收益分配,如果没有国家的顶层设计,一般很难在下面推进,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村级组织把收益占为己有,而不分给农民的现象。

  农民一般是把余钱放在银行获得较低的利息,对于股票、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涉及的较少,缺少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农村闲置住房的利用率较低,如果能利用闲置住房发展特色村庄项目,搞活农村集贸市场,也不失为良策。既可以利用闲置住房,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大部分农民对于承包地以种植小麦等主粮为主,缺少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眼光。此外,部分乡村干部缺少推进相关改革的动力,由于工资水平较低难以集中精力做好农村服务和发展工作。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保障集体产权经济收益能够和农民共享,其路径就是要确权确股。按照搞市场经济的方法有鉴别的并创新的用于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更好地回馈于农民。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并有助于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但是农村产权制度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尽管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已经确立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但是面临新形势发展要求,特别是目前的改革会建立一大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果这些组织没有法律主体地位保障,不仅影响改革的推进,而且也影响农村新型经济组织融入市场进行市场经营业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有别于传统的农村经济组织,其是以股份合作社等方式存在的。由于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少统一的法律规定,造成了其市场竞争低效等。一些省份先行先试制定了地方性的相关法规,明确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在市场上公平地参与商务活动。如,北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其通过修订现行法规,明确新型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股东进入退出机制等。因此,加强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迫在眉睫,否则新型经济组织很难在法治社会有一席之地。

  新型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等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通过改革给农民配股确权形成的,理应在改革后相关政府部门为了盘活农村资产,培育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而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应该少收或者暂时5年或者10年不收税,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按照法人企业收税标准给予这类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收税,不仅加重了这类企业的负担,而且不利于激活和培育农村新动能,况且这类公司的股东就是农民,农民目前在我国与城市居民的各方面差距日趋增大,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业,为了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应给予农村尽可能多的扶持政策,其中重要的扶持政策就是减税。如,山西省沁源县拟成立的沁源县硕源工贸有限公司(尚未注册)和沁源县城北村汇泉农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在原有的集体收益总量几乎不变的情况下,估算每年缴纳近100万元的税,按公司法的要求,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将面临缴纳12%的房产租赁税、5%的营业税,还有教育附加费等税费,减少村民经营收入再分配的总量,成员缴纳20%的红利个人所得税。[5]因此对于这类情况各级政府应该尽早谋划制定合情合理的税收政策,以确保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民权益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落实中央确权和提高农民收益的总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搞活农村经济,培育农村新经济和新动能,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被创造在全国推广一样,要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尊重民意,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实行特色村庄、特色小镇等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的收益和成果,应坚持农民共享,决不能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和支配。目前一些地方已在试点新型组织的股权配置比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上海规定未撤制的村及镇要设20%左右集体股用于公益事业支出。(1)在试点中也有一些地方不设集体股,所得收益直接分配给农民,四川省郫县东风村没有设集体股。也有集体股设置比例过高的情况,如,山西省沁源县沁河镇城北村集体股35%、人口股25%、土地股25%和其他股15%。(2)到底要不要设置集体股,集体股的比例如何设置,按照中央的改革初衷肯定要坚持大部分成果和收益由农民共享,设集体股用于农村公益事业支出也应坚持为了农民生活环境更好地改善的原则,并且比例不宜过高。改革后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能够像城市的企业一样享有成员的股份、集体资产股份可以有偿转让、继承、抵押担保等。这次改革应在农民收益只增不减的原则下进行改革,确保改革是为了农民,是为了农民生活更加美好。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如何构建充满活力、运转高效、收益巨大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解决改革为了谁、农村经济组织如何发展、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激励到位、农民共享的新型农村农业经营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2016年出台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的改革目标,并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7]可见,2017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实际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农村改革的重点和要点。2018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要求。基于此,要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尽快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为农民谋福祉,推动我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8]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新举措、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四个全面”的其中一个就是依法治国,除了授权试点的地区和城市以外,此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在法律法治框架内进行。为了确保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对于试点比较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举措应尽可能快的纳入法律范围,使其能在最大范围得以推广和实施。首先对于目前已经存在的法律,要通过修改完善给予农村土地经营权确位,《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要进行修订完善。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激活农村市场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体现农村资本价值,实现农村资本保值增值。在给予农村土地法律地位的同时,还应按照城市国有土地标准,赋予农村土地的担保权法律地位,修改目前的《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银行金融业的规定,使农村集体土地能和城市国有土地一样具有担保功能,使其进入市场流通和抵押担保等。而且农村集体与国有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完善入市交易规则、服务监管制度和增值收益分配机制。[9]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的利益,也应予以法律保障,建立权责明确的法律体系。为了调动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农村经济发展,在优先保障农民承包经营、流转经营的基础上也允许其他成员和企业参与农村土地经营,只要农民有意愿,农民同意,并能确保经营后农民权益均可得到保障,这种保障也需要以法律形式支撑。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的前提是首先对股份和份额进行量化,优化配置到农民身上,从而捍卫集体成员利益,让集体成员能共享改革的成果。为了确保尽快推进该项改革,该文件规定了完成时间,要求最迟5年内完成。5年内每个村都应建立社区股份合作社,而目前国家的配套法律和政策对相关情况没有明确规定,因此缺少中央层面相关的顶层设计。目前一些省份也在积极探索相关实施方案。如,2013年山东省相关部门出台了《农村经济(社区)股份合作社办理工商登记有关问题意见》,要求农村股份合作社要想取得法律地位,需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方可取得法人资格,这为农村股份合作社提供了进入市场运作经营的制度规定。但是也有一些省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不能到工商部门注册,不能取得法人地位,影响其进一步在市场上经营运作,所以需要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统一标准。也有一些省份简单地套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是有区别的,尽管都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但是区别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没有边界,其成员可以是集体成员,也可以是集体外成员,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必须是集体内成员,股份的继承和转让等也必须是集体内成员之间进行。还应考虑合作社的盈利和分配环节的公开透明问题,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国家层面进行相关顶层设计。

  从长远角度考虑的是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市场化公平流转问题,从短期来看就是尽快解决农村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增多,一些农民已经在城市或集镇买房,而造成的农村住宅空置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允许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宅,允许利用住宅开展多种经营,这对于盘活农村闲置住房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以住宅合作社和共享住宅的思路解决农村住宅闲置问题。所谓住宅合作社就是由具有闲置住宅的农民自己组织成立住宅合作社,把闲置房屋入股到住宅合作社,由住宅合作社进行统一经营,统一装修,为城市居民下乡旅游度假或者走亲访友提供住宿或者长期租赁或者经营农贸市场或者小型商场等,收益按照股份和份额分配给提供房屋入股的农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北京市等大城市的郊区,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另一种方式就是发展农村共享住宅,随着共享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农村也应顺应时代和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农村共享住宅,把农村闲置住宅按照住宅所有者住宅使用权资源共享的原则,在统一的共享平台上进行供需搭配,这也是一个创新的思路,值得实施。农村引入共享经济发展后,农村的氛围也活跃了起来,通过引入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究其实质也是三农领域通过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引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这些方式不仅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能盘活农村闲置住房,对于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减免税收的,因为这类合作社是农民自产自销的模式,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主要是资产经营问题,因此国家按照正常经营性公司的收税标准进行收税,造成很多农村不想成立社区股份合作社。如,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改革前一般经营性项目不需要交纳任何税负或者交纳很少的税费,进行社区股份合作社改制后需要交纳相当多的税费。由于很多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没有获得工商部门的注册而没有经营权,如果委托为企业经营,就需要交纳较高税费,需要交纳增值税、营业税等10余项税负,如果办理集体权属变更登记还要缴纳变更税。在一些地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获得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后也需要按照正常经营性企业的标准进行交税,因此造成了改革后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农村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民生方面,都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加强对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帮扶,通过减少税负等举措切实增加农民收入。长期以来农民为城市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代价,理应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减少农民的税负也是帮助农民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应针对农业农村产权改革的税费优惠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优惠减免政策,为培育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宽松环境。

  [1]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01):56-71.

  [2]王敬尧,魏来.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6,(02):73-92.

  [3]李崇光.建立适合国情的土地所有和经营制度[J].云南社会科学,1989,(06):36-46.

  [4]张应良,杨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例证与理论逻辑[J].改革,2017,(03):119-129.

  [5]贺福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山西省沁源县沁河镇城北村为例[J].经济问题,2017,(01):115-120.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6-12-30(01).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06(01).

  [8]罗琦,罗明忠,唐超.非农转移与农内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为选择与机理[J].经济体制改革,2019,(03):185-193.

  [9]钟真,孔祥智.“十三五”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起点与展望[J].教学与研究,2016,(02):5-13.